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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yodor Dostoyevsky在他著名的著作《卡拉馬佐夫兄弟們》裡面有個章節〈大審判官〉提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大致上的大綱是:有一次管理城市的大審判官抓到了被視為異端的耶穌,他用三個罪名來控訴耶穌的罪惡。大審判官說:「惡魔總共誘惑了耶穌三次,希望耶穌在饑餓中能變出食物來自我解饑、能利用自身的權威來告訴眾人方向、能展現奇蹟來使人群擁有希望。但三次耶穌都拒絕了惡魔。這三個例子分別代表了人的溫飽(生理需求)、人的服從(心理需求)、人的希望(救贖),大審判官認為耶穌不依從人群的希望,給予他們服從的權威,卻要求人群從理性的方面來獲得信仰,這對人性軟弱的強求是不公不義的。」所以大審判官要懲罰耶穌的罪惡。這個短短的劇情橋段代表的是,「人」的確擁有軟弱依從的一面,在這個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高漲的現代,我們的反叛精神建立在「反權威」、「反意識形態控制」的理想上,但是會不會我們的內心深處,人性的渴望卻是依附權威的?

 

      就是因為這個觀點,我能理解為什麼Max Weber會認為Bureaucracy是一個必然出現的制度,甚至認為Bureaucracy是一個理想的理性系統。因為人是需要制度與權威力量的。就像我在課堂上報告所推測的一樣,在上古時代的專制制度─不論是宗教權威或是政治權威,是一個寡頭制度的代表。在那個時期,我們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分工體制,整個社會系統只是單一權威(君王或祭司)的延伸,於是整個社會體系只是為這個個人而發展,主流價值或意識也是在這個領導者的思想下發揮。我們可以稱呼這個時期為黑暗時期,也可以稱它是「神的時代」。但這個局面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就完全改觀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中心思想,在我的理解就是「人」。在這個奇妙的時期,上承接啟蒙時期,下開展了科學/存在主義時期─當然你也可以稱呼現代是一個資本時代。總之,寡頭政治的專制在文藝復興時期從「神」過度到「人」,於是人文精神崛起,人的自主意識、個人主義、獨特、獨立的自由意志…等的思想開始發展。

 

      君權被解放之後,權威的力量開始被分工成為不同的部份,然後再由這些部分來組成整個社會。而分工的方式剛好正中人群的下懷,因為現代社會的組成就是一種契約的形式,我們割捨我們部分的自由以換取更多的安全和權利。從科層制度的角度來看,人們利用少量的工作來換取整體的生活保障,這對軟弱的人性來說簡直是個良藥。所以社會越發展、工業革命越激烈,科層化的成果也就越明顯。時至今日,科層制度已經算是整體社會結構的代名詞了。換句話說,上古時期延續至啟蒙時代的專制力量並沒有因為人文精神的崛起而消散,它只是換了一個形態,變成了「意識形態」,繼續存在人類社會中。「人」的自主意志越強烈,相對的人的軟弱也就越放大。

 

      講到這邊好像有點扯遠了,我們再把討論拉回論文作者的立場來反思。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什麼是藝術家?」還有「藝術家該做些什麼?」正由於科層制度的深入人心,整體人群的價值觀被均質化、同一化。是否需要有些人當那些「不軟弱的人?」我想,作者雖然討論的是藝術,但他應該也能同意哲學裡面尼采「超人」的論點。從作者論文中提到的例子「萊特」,這種離群索居、特立獨行、不被主流意識洗腦的人,簡直就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超人」的翻版。作者期望的「藝術家」就是能超脫科層制度的「超人」,這個理想的行為者被期望能獨立自主的展現自己的思考而不被時代的軟弱左右,就像首次脫離宗教工匠形象的文藝復興藝術家一樣,需要為了一個理想、一個精神而活,並且利用自己的能力創造一個不同於主流文化的觀點提供眾人思考。

 

      所以,科層化並沒有錯,科層制度的確就像Max Weber所說的一樣,是一個理性化、必定隨社會進步而發展的組織型態。至於負面的官僚體性形象,是因為人的惰性和軟弱,使得我們願意用自身的自由意識和權利去換取溫飽和虛榮。當然,我能體會作者對於藝術發展的憂慮,主流意識所創造的意識形態的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和現象。各個時代都有媚俗,但過度自由主義發展之下的庸俗文化強大的令人驚駭。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就算社會中的確有一個集所有權力於一身的意識形態Leviathan ,利用科層制度來控制人群,總是會有Subculture在主流之下蓬勃發展,我們只是需要去找出這些時代的精華。所以只要我們能有像是作者的自主意識,就能繼續在盲目的時代潮流中存活,然後等待下一個啟蒙時代或文藝復興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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